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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百零九章 科举取士取什么

书名:扫元 作者:江湖野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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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百零九章 科举取士取什么

文武之道,一张一弛。

石山深谙此理,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工作狂,更不喜麾下文武为了迎合上意,将自己包装成只知公务、不念家庭的虚伪之徒。

时值新春佳节,正是普天同庆,与民同乐的大好日子。

尽管开朔元年末、二年初的军政事务千头万绪,颇为繁忙,他仍参照旧例并结合汉国新气象,给朝中群臣放了三日休沐假,令他们得以与家人团聚,共享天伦。

所幸,年前重要事项的流程皆已走完,各类应急预案也已部署妥当。过年这几日,纵然偶有紧急突发事件,亦有年前就排好班的轮值官员处理,确保政务军情畅通无阻,眈误不了大事。

正月初四,晨曦微露,江宁王城奉天殿内恢复了常朝。

待百官依序奏事完毕,石山便留下了平章政事刘兴葛、参知政事赵琏、宣部尚书施耐庵、礼部尚书夏煜四人。这四位,或为中枢宰辅,或掌礼教、宣传,正是议定科举大事的内核人选。

君臣五人并未在庄严肃穆的正殿久留,而是移步至更为温暖的奉天殿东偏殿。

此处炭火温暖,陈设雅致,少了正殿的刻板,更利于深入商讨。内伺奉上香茗后便悄然退下。五人刚落座,石山便一如既往地摒弃虚言,直奔主题,声音沉稳而清淅:“今日留下诸位,别无他事,专为议定我国首次开科取士的各项章程。此乃国朝遴选英才、奠定文治根基的大事,不可不慎。”

科举考试,乃国家抡才大典,关乎国运兴衰与士林人心向背。

按照常理,此事本来应该应由主管科举的礼部先行调研,形成详细草案后,再提交重臣讨论,最终上报汉王裁定。

但汉国新立,礼部尚书夏煜虽然才于出众,却并非科举正途出身。

其人自己都未能叩开科举之门,对于蒙元科举制度设计背后的深层政治考量、学术派别渊源以及具体操作细则,确实知之有限。

让他全权主持这般牵扯极广的制度设计,着实有些强人所难。

好在汉国虽然草创,留用和吸纳的蒙元旧官及前朝进士不在少数。

平章政事刘兴葛、参知政事赵琏、宣部尚书施耐庵、巡盐御史杨维桢等,皆是进士及第,深谙其中门道。

除杨维桢赶赴泰州,核查盐场整顿情况未能及时返回外,其馀几位知情人今日皆在。

“新朝当有新气象。”

石山环视四人,继续道:“我国既已革故鼎新,建国改元,这科举制度自不能全然因袭蒙元旧制。

但学成文武艺,货与帝王家”,也是人之常情。首批参考的士子,十年寒窗所读之书,必然是蒙元指定教材,所思所学,也必然是以出仕蒙元为目标。这是现实情况,咱们也不能视而不见。”

石山话至此处,刘兴葛与赵琏二人隐晦地交换了一个眼神,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。

他们这位主上天纵奇才,思维活跃,常有不拘泥于传统的惊人之举,且魄力极大。

而科举制度事关天下读书人之心,乃是维系国家稳定、收拢士心的基本国策之一,最忌朝令夕改,或标新立异而脱离实际。

他们最担心的,便是石山坚持己见,不顾现实,硬要推行一套不伦不类的取士方法,若因此将首次科举搞砸,寒了天下士子之心,那损失将难以估量。

二人没有猜错,石山确实对蒙元以降,日益僵化、侧重于钳制思想的科举制度极为不满,早就有意对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,以确立汉国未来的选才标准和人才培养方向。

但他更深知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的道理,任何重大改革,尤其是涉及意识形态和人才选拔的制度变革,绝不能在空中搭建楼阁。

不能因为自己是穿越者,知晓后续数百年的历史走向和某些“先进经验”,就无视当下的现实基础,一拍脑袋便强行套用。

正如他刚才所指出的,首批参考的士子们所接受的教育,全是蒙元指定的那一套典籍和注疏,这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。

若不顾此现实,直接跳出现有的教育体系,去考士子们从未学过,甚至闻所未闻的内容,那便不是选拔人才,而是玩弄士子的儿戏,是自绝于天下士人。

越是想要设计一套能够跳出历史,更具生命力的选才制度,就越需要沉下心来,先彻底摸清这个时代的思想脉络、文化积淀和科举现状,找准旧制度的症结所在。

如此,开出的药方才能既符合时代特点,又能对症下药,使变革平稳落地,真正收到实效。

“赵参政,”

石山将目光转向在场科举经验最为丰富的赵链,道:“你主持过会试,先为我等简要介绍一下蒙元科举的组织形式。”

赵琏在蒙元至治元年(公元1321年)便已进士及第,宦海沉浮数十载,更在至正十一年(公元1351年)官拜蒙元礼部尚书,与中书参政韩镛同任知贡举,主持过当年的全国会试。

其人在科举上,无论是理论,还是组织实践,在汉国君臣中皆是顶尖权威。

石山将这个问题交给他,算是问对人了。

赵琏闻言,略一沉吟,似乎在脑海中快速梳理那套他既熟悉又已心生疏离的旧制,随即拱手,条理清淅地答道:“回禀王上,蒙元科举分为乡试、会试、殿试三级。其中————有一显著特点,便是每级考试皆区分左右两榜。”

他提到此节,语气中不免带上一丝不易察觉的涩意。

“蒙古与色目人列于右榜,汉人与南人则列于左榜。右榜考题数量少,出题内容相对浅显,评定标准亦较为宽松,且录取比率————远高于左榜。”

赵琏说到这里,微微一顿,显然对此陋规深为不齿,但碍于陈述事实,不便过多置评。

他见石山目光平静,并无追问右榜细节之意,心知汉王对此等维护蒙古人特权的制度绝无好感,便一语带过,继续聚焦于左榜,也就是绝大多数汉人士子需要面对的体系。

“左榜乡试,共分三场。第一场,考明经”二问,即考察对儒家经典中疑难词句的理解;另考经义”一道,要求对某一经典义理进行阐述发挥。

第二场,考古赋”一篇,以察文学才情与文言功底;再考诏、诰、章、

表”等官方应用文体一道,验其公文写作能力。

第三场,则考策”一道,是为经史时务策论,观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见识。

”

“至于会试,形制与乡试相仿,亦分三场。唯第一场的明经”变为经问”五条,仍是考察经典熟悉程度;经义”仍为一道。第二、第三场的出题范围,则与乡试完全相同。”

“最后的殿试,”

赵琏提高了些许声调,道:“由皇帝亲自主持,仅考策”一道。然,要求有别,右榜仅需作文五百字以上,左榜则需千字以上。臣以为,”

他适时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,道:“我国新立,当革除旧弊,彰显天下一家、唯才是举之新政风。臣恳请王上,废此左右榜之弊,令诸生同题同考,同标评定,一视同仁!”

赵链所讲的这些考试形式,对于刘兴葛、施耐庵等进士而言,都是基础常识。

但他对左右榜的不满和最后这句直指内核的建言,还是引来了其馀三人由衷的点头赞同。废除区分族群的左右榜,乃是确立汉国正统性与公平性的第一步,势在必行。

“可以!就依参政之言。”

石山心中已然明了,蒙元这套科举,看似三级,实则乡试、会试是决定性的淘汰赛,刷下绝大部分考生。

至于殿试,在正常情况下,只要考生自身不犯忌讳、不作大死,一般不会被黜落。其主要作用在于最终确定进士排名,以及那层“天子门生”的荣耀光环。

当然,这绝非说殿试不重要。

恰恰相反,能跻身殿试者已是万里挑一,于此定下名次高低,直接关系到初入官场的起点、授职品阶以及未来可能的“组织培养”路径。

殿试堪称决定仕途命运的“最后一锤子买卖”,任谁也不敢有丝毫懈迨。

殿试由石山亲自出题并最终评定优劣,属于最高权力范畴,暂时可以不必过多讨论。

当前需要着力变革的,是作为选拔基础的乡试和会试。

其实,汉国疆域尚小,暂时可以省掉乡试环节。但今日既然集中讨论,可以先定下方向。

废除左右榜只是第一步,是形式上的拨乱反正,但考试的内核一科目设置与内容导向,才是更需要精心设计的部分。

”的三位一体模式。

其中,“经义”部分涉及意识形态掌控与思想统一,这其实并非封建王朝的“专利”。

任何有志于创建长期稳定的大一统政权,都不能忽视这一点,它也是最难进行根本性变革的领域,牵一发而动全身。

“古赋”与“诏诰章表”,主要测试考生的文学才情和官方文书写作能力,这类科目最容易被变革,甚至削减,因其于实际政事助益相对有限,属于“锦上添花”而非“雪中送炭”。

毕竟,自古至今,罕有官员仅因文章写得花团锦簇而能步步高升,治国终究需要真才实学。

而作为压轴大题的“策问”,考察经史修养与解决时务的见识能力,千馀年来其内核精神变化并不算大,甚至在后世的公务员申论考试中,亦能看到其影子与传承。

石山脑中飞速运转,很快便理清了其中的轻重缓急与可操作空间,他首先问出一个关键问题:“参政,蒙元科举于经义”一道,可曾限定出题范围?”

赵琏心中暗赞,汉王果然目光如炬,一下子就抓住了科举制度的内核管控环节一出题范围,这直接决定了士子需要学习哪些“指定教材”,接受何种思想熏陶。

“王上明鉴,确有严格限定,范围便在于四书五经”。

不仅要求考生义理精明,还需文辞典雅,更重要的是,其所依据的注疏解读,均有蒙元官方指定的版本,以确保思想解读的一致性,便于衡量与管理。”

赵链虽是这项制度的受益者,但对此也有一些看法,详细解释道:“四书”方面,独尊朱子(朱熹),以朱子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为唯一标准答案。五经”则稍显复杂,兼顾了理学大家和部分古注疏:

其中,《诗经》主采朱子《诗集传》;《尚书》以蔡沉的《书集传》为主;

《周易》则并行程颐的《伊川易传》与朱子的《周易本义》;

《春秋》稍杂,允许参考三传”(即《左传》《公羊传》《谷梁传》)及胡安国的《春秋传》;而《礼记》则仍以古注疏为主。”

石山听完,心下已然明了,在自己未能提供一套全新的,足以替代朱子理学的思想体系并让其深入人心之前,暂时别想在这经义的出题范围上做根本性的文章了。

还是那个道理,没人能在空中建起楼阁。

当治下所有士子,乃至他们的师长、祖辈,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来,皓首穷经研读的都是这些官方指定的“教材”和注疏。

你一道王命就要全盘废黜,却又给不出更具说服力、更成体系且易于推广的新经典新注疏,那无异于自毁长城,执意如此做的话,天下还有哪个士子愿意陪你玩这场前途未卜的游戏?

不过,暂时无法改变出题范围,却不代表只能全盘接受旧有模式,无所作为。

石山将目光转向负责草案撰写的礼部尚书夏煜,提出具体的调整思路:“蒙元取士,每科录取不过百人,尚且要蒙古、色目、汉人、南人四族均分,导致乡有遗贤,国家却又常感人才不足,地方治理因而极为粗放。

我汉国如今疆域虽不及元廷广阔,然开科取士,志在网罗天下英才,绝不能只取这么一点人。

故,录取名额需大幅增加,与之相应,考题设置便不能过于复杂艰深,以免过度筛选,反将许多具备实干之才者挡在门外。”

他略一停顿,指向内核的经义部分:“譬如,明经、经义、经问这几项,考察内容多有重叠,可否考虑适当合并?并大幅减少题量,比如————减少一半?

咱们将考察的重点,从死记硬背和机械阐释,转向对义理的真正理解与灵活运用上。”

夏煜本人正是旧科举制度的“受害者”,饱读诗书,才情横溢,实干能力亦不弱,却屡因在经义的细微诠释上不合考官口味而名落孙山,对此有着切肤之痛。

其人闻听石山此言,简直如同久旱逢甘霖,心中大为赞同,立刻躬身应道:“臣明白!王上此议,实乃切中时弊,有利于选拔通经致用之才,而非寻章摘句的老雕虫。臣必当精心设计,务求在降低难度的同时,不减选拔之效!”

刘兴葛、赵琏、施耐庵三个“老雕虫”,则从中看出了更多意味:王上此举,意在降低经义在科举中的权重和难度,是对理学独尊、经义至上旧传统的一种温和而坚定的挑战。

但石山的做法并非蛮干,而是给出了“扩大取士基数”“选拔实干人才”等充分理由,且操作上并未直接触动理学本身的权威性,只是调整考核方式与题量。

如此做,让他们虽有疑虑,却一时也找不到强有力的理由反对。

尤其是现在汉国新立,百废待兴,确实需要吸收大量能办实事的人才治理地方,而非只会空谈义理的学究,他们便也觉得此议有其合理性。

尤其是施耐庵,他性情本就较为狂放豁达,加之执掌宣部,深受石山注重实用、鼓励创新的思想影响,内心深处其实也怀有变革儒学,使其更贴近现实,更富有活力的理想。

只是他自知并非经学大家,不善于此道,无法在义理层面为汉王的文化变革摇旗呐喊,只能通过话本、戏曲等文学创作形式“寓教于乐”,敲敲边鼓。

此刻见石山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切入点,他自然是乐见其成。

“此外,”

石山当然不会满足于仅仅在经义考核上做文章,他的自光投向更广阔的取士范围,再次看向赵琏,询问道:“我听说蒙元之前,科举科目曾有很多,除进士科外,还设有明算、明法、

秀才等诸多专科。这些科目后来或因故废止,或并入他科。

不知我汉国如今,可否参考古制,恢复或新设一些专门科目,以各方面专精之才?”

“这?”

赵琏闻言,微微一怔。他自进士及第后,便一心扑在政务之上,数十年来宦海浮沉.

于经史子集的涉猎广度,尤其是这些早已废止的冷门科目沿革,反而不及曾辞官隐居、潜心学问十馀年的刘兴葛,也不及施耐庵、夏煜这等博学多才之士。

他尤豫片刻,凭印象答道:“回王上,臣对此涉猎不深。仅大略知晓,似乎是因为科目过于繁杂,录取、任用皆难以妥善安排,且士人仍以进士科为正途,故诸多杂科才逐渐被废止吧?”

“臣对此倒略知一二。”

平章政事刘兴葛适时接话,他昔年辞官期间,有充足时间钻研经史,此刻便从容道来:“王上所言不差。如秀才科,要求极高,需考方略策”,非大才不能应,实际在唐初以后便已废止;另有明字科,专考书法和文本学,亦仅唐时短期设置;

至于明算科,所考内容太过专业,关乎算术、天文、工程等,历来报考者极少,且即便考中,入仕后升迁途径狭窄,职位上限也低,是故宋以后便很少单独设科了。

还有明法科,专考律法,然我汉国新律尚在草创完善之际,律条未定,暂时亦恐不宜设置。”

刘兴葛其实知道还有个广义的“明经科”(与进士科并立,更重记诵),但他敏锐地猜到石山询问此事的用意,是想开辟进士科之外的取士途径,故而只枚举了这些更具实用性的“杂科”。

石山听罢,颔首表示了解,随即提出了自己的初步构想:“如此看来,条件尚算成熟的,便只有明算科了。通晓算术、工程者,于户部理财、工部营造、军中器械乃至地方水利度量,皆有大用。

我意已决,可在进士科之外,先行增设明算一科,单独命题,单独录取,量才任用。”

他顿了顿,目光扫过众人,抛出了另一个更具突破性的想法:“另外,我欲在进士科与明算科的考试中,皆增加一部分————嗯,可称之为常识判别”的题目。内容可涉农桑、地理、律法基础、财物管理乃至简单的格物现象。

以防止选出那些只知埋头诵读圣贤书,却五谷不分、四体不勤,于民生实际一无所知的迂腐书呆子!诸位,意下如何。”

他的话音刚落,参知政事赵琏便下意识地皱起了眉头,出于维护科举“纯洁性”和“庄严性”的传统观念,他忍不住开口,劝谏道:“王上,国家抡才大典,所考当是圣贤之道、治国之策、文章华彩。考这些————这些田间地头、商贾工匠之常识,是否————是否有些于体不合,略显不妥?”

他尽量让自己的措辞委婉,但反对之意甚是明了。其馀三人虽未说话,但似也有此意。

石山心中暗笑,你们看来“不妥”的地方,以后还多着呢。但他并没有直接解释或驳斥,而是意味深长地反问了一句:“赵参政,诸位爱卿,开科的目的,究竟是什么?”

ps:今天本来该一大章写完科举剧情,但肩周炎太难受,实在码不动了。

此外,正常情况下,以石山和诸臣的见识,不可能讨论本章中如此基础的问题,但为了推动剧情,咱不能不给读者老爷略加科普元代科举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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