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百一十章 石山的取士之道

石山这句反问，看似平淡，却直指内核，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块巨石，在四位重臣心中激荡起层层涟漪。

在天下绝大多数士子朴素而现实的认知里，天子开科举，自然是为了选拔他们这些“读书种子”去做官，去治理百姓，成为人上人的“老爷”，光宗耀祖，实现个人抱负与阶级跃迁。

这本是千百年来，科举制度对天下儒生，最直接、最赤裸的吸引力所在。

但此情此景下，石山提出这个问题，明显是话中有话。

赵琏宦海沉浮数十载，早已练就了闻弦歌而知雅意的本事。石山话音刚落，他心中其实已如明镜一般，隐隐窥见了汉王想要引导出的那个更深层次的答案——笼络、控制，乃至重塑天下精英，使其为我所用，永固江山。

但这个答案过于直白，完全撕碎了科举那层“为国选贤”的温情面纱。

在此等关乎国策定鼎的正式场合，以他的身份，却是不便照直说破。赵琏尤豫了片刻，终究还是选择了最冠冕堂皇，也是对天下士子宣传的“标准答案”，故作不确定地试探道：“这个————自然是为国选才，以资治理？”

其人的声音虽稳，却少了几分平日的笃定。

石山本就没指望由赵琏来捅破这层敏感的窗户纸，见他谨慎地装起糊涂，也不以为意，更不打算在此过多纠缠浪费时间。

“唐初大开科举，太宗皇帝曾私幸端门，见新科进士们鱼贯而出，缀行如云，不禁大喜道：“天下英雄，入吾彀中矣！”！”

他刻意顿了顿，让众人消化“入吾彀中”四字，然后话锋一转，道：“既号为英雄”，又岂能是五谷不分、四体不勤，对民间疾苦、稼穑艰难、兵甲钱粮一无所知的迂腐书生？”

石山引用的这个唐太宗故事，在场四人皆耳熟能详。

实际上，这个典故在唐《太宗实录》、新旧《唐书》等权威正史中均无记载，其最早的出处，实乃五代王定保所着的轶事小说集《唐摭言》“述进士”篇。

其实就是王定保这位“小说家”假借李世民之口，编造了这句极为传神的话，用以抬高进士科的地位。

但唐太宗究竟有没有说过这句话，已经不重要了。

重要的是，这句话精准概括了科举制度“笼络英才”的政治功能。

且因其语境完全符合隋唐时期开创科举，以网罗天下精英、打破门阀拢断的史实，更因为它极大地满足了后世读书人“英雄”般的自我期许和价值认同。

故而数百年来，早已被无数士人当作信史典故，津津乐道，引以为豪。

在座的刘兴葛、赵琏、施耐庵，哪一个不是历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最终成功“入彀”的“天下英雄”？他们自不会在此刻站出来，煞风景地指出这个故事可能系后人杜撰。

而夏煜虽未能挤进这道门坎，却也只会将原因归咎于蒙元科举制度的不公与自身的时运不济，绝不会怀疑“天下英雄入吾彀中”这句话本身所代表的理想图景。

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。”

赵琏低声吟诵了一句陆游的诗，借此化解自己方才未能直陈要害的尴尬。

他本就不是敢于直言犯颜、以死相谏的诤臣，此刻见汉王更改科举出题规则，并非心血来潮的胡闹，而是引经据典，且切中进士不通庶务、主政地方易被胥吏蒙蔽的要害，说得有理有据。

自己若再固执于“儒生体面”，反倒显得不识大体、迂腐不堪了。

他当即顺势表态，语气诚恳了许多：“唐太宗以得天下英雄入彀为喜，王上以英雄不通民生实务为忧，臣却拘泥于儒生体面，实在惭愧！”

刘兴葛、施耐庵、夏煜见状，也纷纷颔首，口中称是，表示深受启发，赞同汉王的远见卓识。

无论内心是否完全认同，至少在表面上，石山用唐太宗这杆大旗，成功地压住了改乡试、会试出题规则，可能出现的反对声音。

不过，石山引用这个故事，目的绝不仅仅是堵住赵琏一人的嘴。

他的真正意图，在于借此机会，进一步推进对选官制度的深层改革构想。见众臣至少在明面上已无异议，石山便乘胜追击，将议题推向更内核，也更敏感的领域。

“诸位爱卿须知，”

石山的声音放缓，却带着一种剖析历史的冷静，道：“李世民既是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圣明君主，也是跃马陷阵、亲手终结隋末乱世的天策上将：还是玄武门下血溅宫阶、踏着兄弟鲜血登顶的秦王，亦是威震四夷、被尊为天可汗”的天下共主。

一个如此复杂、功业函盖文治武功、手段兼具怀柔与铁血的盖世英杰，他口中的英雄”，其内函，能是只会做花样文章、吟风弄月的读书人？”

此言一出，赵琏顿时怔在当场，心中暗叫一声“苦也”！

他这才恍然，自己方才顺着“天下英雄”的话头表态，竟是不知不觉间落入了汉王精心设置的言语陷阱之中。

汉王巧妙地利用了唐太宗这个典故的模糊性，重新定义了“英雄”的标准，将通晓民生实务、具备实干能力作为“英雄”的必备素质，从而为他改革科举制度提供最强有力的“历史依据”。

可他现在已是骑虎难下，刚刚才肯定了“唐太宗以得天下英雄为喜”，此刻若再跳出来质疑汉王对“英雄”一词的解读，或者质疑这个故事本身，岂不是自打嘴巴，前后矛盾？

赵琏只能面露尴尬之色，嘴唇嚅动了几下，终究未能发出声音，内心充满了无力感。

刘兴葛身为平章政事，平日里与赵琏在具体政务上虽偶有分歧，但在维护儒家文官体系根本利益和传统价值观的大方向上，立场却是高度一致的。

他不忍见同僚如此受窘，也更担心汉王这套“歪解经典”的论调会动摇科举乃至士人地位的根基，连忙出言打圆场，试图将话题拉回可控的轨道：“王上见识高远，非臣等所能及。只是————臣愚钝，尚不能完全领会王上深意。王上是否可明示，对于科举取士的标准，具体有何圣虑？”

石山见两位宰辅如此紧张，仿佛自己要刨了儒家根基一般，不由得展颜一笑，缓和了一下有些凝重的气氛。他环视四位神色各异的大臣，抛出了另一个关键问题：“参政刚才介绍蒙元科举制度，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孤曾闻，宋初开科举，殿试之时，皇帝手握黜落之权，可依据策论表现，将不合格的会试上榜者直接淘汰。

但这项制度后来为何会被废止，形成了如今殿试不黜落”的惯例？诸位皆是饱学之士，想必知其缘由吧？”

殿中四人，对此段历史公案自然了然于胸。

其直接导火索，便是北宋仁宗年间，一位名叫张元的落榜考生，因殿试被黜，心怀愤懑，竟转而投奔西夏国主李元昊。

其人才华横溢，深受李元昊重用，积极参与策划了包括好水川之战在内的多场关键战役，给北宋西北边境造成了巨大麻烦和伤亡。

甚至，留下了“夏竦何曾耸，韩琦未足奇”的诗句嘲讽宋军主帅，一时成为北宋的心腹大患。

此事给宋廷上下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和反思，深感“黜落”之制可能逼反本方人才，遗祸无穷，自此之后，殿试便逐渐演变为主要确定排名，原则上不再黜落考生，以示皇恩浩荡，笼络人心。

在座的都是人精，结合“张元旧事”，立刻听懂了石山未曾明言的潜台词。

—开科举，并非为了“取士”，至少不完全是为了取士，而是通过制度设计，将张元、黄巢等原本有心报国的“英雄”纳入体系内，给予他们上升的希望和信道，别逼得他们祸乱天下。

乱世争雄，不比天下承平之时，竞争更加残酷血腥，手段也更加直接露骨。

但凡有志于夺取天下，终结乱世的政治势力，其上层精英基本明白权力构成与维系的底层逻辑。

他们并不讳言诸如玄武门之变、张元投敌之类的敏感话题，因为这些本就是他们在崛起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难题。

汉王此刻点出此节，并非离经叛道，而是直指乱世用人的内核矛盾。

刘兴葛和赵琏本能地觉得石山这番话有些“歪歪理”，却偏偏紧扣历史教训，直指政权安全的命脉，让他们一时之间竟找不到足够有力且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反驳。

加之他们二人都曾被石山敲打过，深知这位主上意志之坚定、手段之老辣，在自身底气不足、未能想好应对之策时，皆不敢轻易发言反对，以免再次陷入被动。

夏煜资历尚浅，连进士身份都没有，在此等涉及科举根本、牵动天下士林神经的重大议题上，更是人微言轻，不敢随意掺和，只能摒息凝神，静观其变。

眼见场面因两位宰辅的沉默而显得有些冷，宣部尚书施耐庵眼中却闪过一丝兴奋的光芒。

他在投效石山之前，曾创作过半部小说，名为《江湖豪杰传》，其中的主角设置，便是一位胸怀大志，却因科举屡试不第，报国无门，最终被逼走上反抗朝廷之路的“悲情英雄”。

早在创作之前，他便对科举制度可能产生的“遗贤”问题，以及那些被体制排斥在外的能人异士的心态，有过相当深入的思考。

此刻，见汉王主动触及这个自己思索已久的话题，施耐庵顿时觉得找到了知音，心中涌起一股畅所欲言的冲动。

“王上，”

施耐庵清了清嗓子，打破了短暂的沉默。

“天下俊杰，禀赋万千，如同星河沙数。然，并非所有人都能有机缘进学读书，也并非每个读书人都能在这科举之道上学有所成，金榜题名。

西楚霸王项羽，年少时学书不成，最终不也横扫暴秦，称雄一时？汉高祖刘邦，不喜读书，最终不也赢得了楚汉争霸，开创四百年大汉基业？”

他这番话，引用项羽、刘邦的例子，其实有些诡辩，意在说明才能的多样性，并非只有科举一途。但在此时此地，用来调节过于严肃的气氛，引出更深层次的讨论，却是再合适不过。

石山本无心与自己的内核臣子打擂台，见施耐庵主动接过话头，并以这种略带夸张的方式为自己“助攻”，知道对方这是在给自己递台阶，便于将讨论引向更深处。笑道：“施尚书所言不差。但祖龙秦始皇若不突然崩逝，天下未乱之前，纵使是刘邦、项羽这等天纵之才，不也只能雌伏于乡野市井，等待时机？

科举之制，本是为天下一统、江山稳固之后，选取贤能，并以此维护王朝长治久安而设。至于如今这群雄并起、刀兵四起的乱世，欲定鼎天下，”

他的目光陡然锐利，语气斩钉截铁，道：“终究还是要靠手中的刀枪来说话！要靠实实在在的功绩来论英雄！”

施耐庵见汉王非但没有怪罪自己言语“荒诞”，反而兴致更高，自己也有些意犹未尽，便顺着刚才“英雄出路”的思路，提出了另一个现实问题：“王朝鼎盛之时，英雄”自只能雌伏。但臣还有一惑，若天下读书人皆争科举，难免会有寒士耗尽家财，却因资质鲁钝，或时运不济，终身无望功名。

这些人，数十年光阴虚掷，除却读书，身无长技，家业凋零，前途缈茫。一旦心生怨望，自觉天地之大却无容身之处，最终挺而走险，啸聚山林，甚或投效敌国，又如之奈何？”

势力内核层可以讨论科举是究竟为了收“英雄”，但公开场合，必须说取“士”，更需要通过取“士”的过程，实现阶层流通，给苦苦挣扎的社会底层以希望。

问题是这个希望太缈茫了，自科举制度大兴后，历代都不乏科举梦碎后走上极端道路的穷书生案例。不管这些人最终能否成气候，闹得多了，终究会对社会稳定造成持续的侵蚀和破坏。

夏煜一直插不上话，听到这个问题，终于感觉自己找到了能够发挥的领域，试探性地提议道：“王上，施尚书所虑，确是实现实之忧。可否在科举正途之外，于各地官学之中，给予在籍生员一些优待？

譬如，可见官不拜，以示尊崇；免除其家若干丁口的劳役，或减免部分赋税，使其能安心向学：或由官府定期发放廪膳米粮，以资助那些真正贫寒的学子，使其不致因饥寒而废读？”

夏煜家资颇丰，为人也乐善好施，投效石山前多次举办文会，曾慷慨解囊，赠予过前来参会的穷苦士人钱财，颇有惜才之名。

然而，他此刻提出的这条建议，却并非其独创，本质上是对蒙元儒户优待政策的继承和发扬。

不得不说，这是个历史反讽。

蒙元虽是异族入主中原创建的王朝，为了缓和尖锐的民族矛盾，并争取汉地精英阶层的支持，在“尊儒”一事上，其表现出来的力度和舍得下的本钱，却远超许多汉人创建的王朝，堪称历朝之最。

元廷不仅为孔子追加之“大成至圣文宣王”这一空前尊崇的谥号，还正式尊封孟子为“亚圣”、曾子为“宗圣郕国公”、子思为“沂国述圣公”。

加之在唐朝时已被封为“充国公”的颜回，孔庙“四配”在蒙元一朝短短数十年间，竟完成了“三圣”的加封，尊崇至极。

除此之外，在律条上确立儒户身份，其家庭仅需缴纳基本的地税和商税，免除其他所有杂泛差役。儒户子弟进入官学就读，便可按规定领取官府发放的廪金补贴，以资学业。

“不妥！”

出乎夏煜的意料，石山几乎是不假思索这项提议，语气坚决，没有任何转圜馀地。

夏煜愣了一下，正欲进一步阐述其必要性，石山却已经沉声道：“官学生见官不拜”的荣誉可以给，这是对知识和士子的尊重。其馀优免政策就不要了。”

他的声音清淅而冷静，带着一种洞察历史弊病的深邃：“国家若有馀力，官学可以免除学生的食宿费用，对于成绩极其优异者，亦可设立奖学金以资鼓励，但必须与学业表现挂钩，绝不能搞成普惠性的免役免税和廪膳米发放！”

石山来自后世的灵魂，知道原历史位面上，大明王朝继承并发扬了蒙元的这套“优良传统”，创建了详尽的官学廪膳生制度。

其初衷或许确实包含确保寒士安心读书，以出更多人才，确保社会稳定的美好愿望。

但历史证明，这种将读书人与特权过度捆绑的制度，最终往往异化为滋生特权阶层、

加剧社会不公、腐蚀官僚体系、空耗国家财赋的巨大毒瘤。

对此，石山有自己的理解和长远考量，他向四位重臣耐心剖析道：“读书，就是读书。可以允许士子将读书作为叩开仕途的敲门砖”。但读书人的出路，不应该，也绝不能仅仅局限于科举入仕这一条独木桥！

科举的制度设计就注定了，它只能是极少数天赋异禀运气上佳者，才脱颖而出的狭窄赛道。

让天下读书人只能挤科举这道独木桥，让天资鲁钝者家徒四壁终老，仍对功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，这本身就是文教制度设计的失败和悲哀！”

他的语气变得愈发严肃：“吾等身为执政者，岂能为了维系这样一个本身就有缺陷、导向单一的制度，而动用国家宝贵的财力，去助长不健康的社会风气和资源错配？这非但不是恤士，反而是误国、

害士！”

石山深知，元末之际，尤其是久经战乱的江北地区，在女真和蒙古人数百年的统治与折腾下，文化教育受到严重摧残，真正能读书、有条件参加科举的人，数量远不及文化鼎盛的两宋时期。

而在这有限的读书人群体中，绝大部分都是家有恒产、广有田地的地主乡绅子弟。

真正需要靠那点廪膳米才能活下去的赤贫寒士，比例极低。

蒙元所谓的“儒户”优待，其最大的吸引力，恐怕不在于那点廪金，而在于“免除其他所有杂泛差役”这一条实实在在的经济特权！

说白了，在蒙元统治下，一旦取得“士绅”身份，便可享受超然的免税特权，简直不要太爽。

而汉国一直都是“正税免捐”，力图创建更清淅公平的税收体系，并已着手准备逐步改革蒙元遗留的不合理户籍制度。

在此背景下，岂能再开历史倒车，重新制造出一个拥有经济特权的“准士绅”阶层？

石山环视神色各异的四位臣子，沉声道：“科举未兴之前，华夏煌煌数千年，治国理政、安邦抚民的贤才干吏不绝于史。科举大兴之后，历代王朝选拔人才，也未局限于科举一途。

科举，就是科举。无论将其定义为取士”，还是收英雄”，它终究只是国家选拔人才的一种重要手段，而非唯一途径，更非终极目的。

我等必须重视科举，因其关乎士林人心与社会阶层上下流动，但亦不宜将其无限拔高。更不能试图依靠这项赛道狭窄的制度，去解决王朝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所有复杂问题。”

蒙元虽是异族统治的王朝，有许多失败乃至历史倒退的制度设计，但亦不乏值得借鉴的探索。

例如，其吏员转官的制度化、批量化，不仅改变了两宋那种几乎一日为吏、终生为吏的残酷现实（其实有转官信道，但非常狭窄，几近于无），还为基层治理提供了相当数量具备实践经验的官员。

汉国刑部尚书张做，便是由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司一书吏做起，凭借才于与功绩，逐步晋升至正四品的淮南行省理问所理问。吏部尚书周昶、商部尚书蒋居仁等人，亦是吏员出身，积功转官。

除此之外，官学选拔、羽林营培养、功臣子弟荫庇、伤残将士荣退、有功将士军转、

匠作院、荣军社管理层与地方官员互调等等，都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，成为汉国官吏的重要来源。

石山还在江北时，就已着手兴办文、武学校，未来的汉国，将实行多套教育、选拔制度并行不悖的策略。

但更为根本的是大力发展诸业，提升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，创造出足够多、足够多样的就业岗位和上升渠道。

若不能做到这一点，培养读书人越多，国家却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有前途的出路，那“士无所用”本身，便会演变成为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，其破坏力，恐远超任何农民起义。

而这些，注定不是科举能够解决的，这套制度设计本身就注定了，其担不起既推进科学进步的重任，也不能将治理国家、乃至统兵打仗的重任都交给科举出身的士子。

科举，只是科举。

它必须在未来某个合适的时机，回归其应有的历史定位上—一其是选拔文官的重要渠道，但绝非唯一渠道；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，但绝非万能灵药。

PS：肩周炎影响码字状态，今天这章自我感觉有些乱，来不及修改，明天状态好点，可能会略加调整。